名家笔下的父亲

　　目送

　　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普通人

　　梁晓声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凭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与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10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那么紧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着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的，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间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的是他的一份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

　　父亲的半瓶酒

　　贾平凹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

　　去年，父亲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的。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没来，只是每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叮咛我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扬场趁风也要多扬几锨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唯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孩子搭车来了。

　　老人显得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滞呆。一见面，我有点惶恐，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叫爸爸。小女儿斜着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

　　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叮咛爱人，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一到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又常常动手去打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会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赶忙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着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好长的时候，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她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启开了瓶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也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通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他带着小女儿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没有喝，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看它，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