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简介

　　朱熹（1130年（壬戌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南宋着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家境穷困，自小聪颖，弱冠及第，中绍兴十八年进士，历高孝光宁四朝。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世称“考亭学派”，亦称考亭先生。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着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

　　有《朱文公文集》，通行《四库全书》。

　　一、人物简介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占星命盘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揽胜。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任满后，请求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二、生平事迹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绍熙间(1190～1194)，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着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着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着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坏和谐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着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善良，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美好事物，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武夷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着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着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局法官法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三、人物影响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着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着述，着作广博宏富。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着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斡、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四、人物思想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他的理论，被明代圣贤王守仁等心学家所反对。他们认为人有欲是应该的，而欲应在“理”之中，“存天理，灭人欲”应为存致善（致良知）。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着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五、学术造诣

　　理学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着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着。“（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着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亲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着书生活。其着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着作研究

　　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朱熹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朱熹着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都有待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子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据《四库全书》的着录统计，朱子现存着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着作的丰硕之外，朱子的着述还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述而不作”是从孔子即已开始的儒家传统。所谓“述”，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创作方式。朱子是利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理学体系最成功和最活泼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就是这一类着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决不是个“不作”者，他以大量严谨的理论着作为自己的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石。《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结晶，《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则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后集结。朱子的另一类着作，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类着作不仅显示出朱子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取向。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子着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颐、程颢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

　　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朱子还有一部与友人合作的着作《近思录》。这是他居丧期间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着作，共同编选而成。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的重要着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开始编印他的着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辑录朱子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着作以成书的现象，随着朱子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编集着作最盛的时期，不仅官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民间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大全”、“全书”、“类编”、“类纂”、“全集”、“大全集”之类的书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却也是一部不全之书。所以，准确地说，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间，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集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六、史料记载

　　朱熹祖籍徽州（今江西婺源），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宋绍圣四年生于徽州婺源，宋绍兴十三年卒于建州城南环溪，葬于崇安五夫里，享年四十六，宋重和元年戊戌登进士，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历任着作郎、吏部郎等职，世称吏部郎府君，赠通议大夫，封粤国公，谥献靖祀入圣庙。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里。19岁[绍兴十八年（1148年）]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年），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元顺帝时封为齐国公，明崇祯皇帝改称先贤，清康熙五十一年由东庑升入大成殿哲位配享。朱熹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着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着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再来一步就是悬崖），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抑制思想解放）。

　　补充资料

　　朱熹逝世：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逝世。

　　《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录自《紫阳朱氏宗普》）

　　【译文】

　　当国君所珍贵的是“仁”，爱护人民。当人臣所珍贵的是“忠”，忠君爱国。当父亲所珍贵的是“慈”，疼爱子女。当儿子所珍贵的是“孝”，孝顺父母。当兄长所珍贵的是“友”，爱护弟弟。当弟弟所珍贵的是“恭”，尊敬兄长。当丈夫所珍贵的是“和”，对妻子和睦。当妻子所珍贵的是“柔”，对丈夫温顺。侍奉师长要有礼貌，交朋友应当重视信用。遇见老人要尊敬，遇见小孩要爱护。有德行的人，即使年纪比我小，我一定尊敬他。品行不端的人，即使年纪比我大，我一定远离他。不要随便议论别人的缺点；切莫夸耀自己的长处。对有仇隙的人，用讲事实摆道理的办法来解除仇隙。对埋怨自己的人，用坦诚正直的态度来对待他。不论是得意或顺意或困难逆境，都要平静安详，不动感情。别人有小过失，要谅解容忍！别人有大错误，要按道理劝导帮助他。不要因为是细小的好事就不去做，不要因为是细小的坏事就去做。别人做了坏事，应该帮助他改过，不要宣扬他的恶行。别人做了好事，应该多加表扬。待人办事没有私人仇怨，治理家务不要另立私法。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不要妒忌贤才和嫉视有能力的人。不要声言忿愤对待蛮不讲理的人，不要违反正当事理而随便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不要接受不义的财物，遇到合理的事物要拥护。不可不勤读诗书，不可不懂得礼义。子孙一定要教育，童仆一定要怜恤。一定要尊敬有德行有学识的人，一定要扶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做人应该懂得的道理，每个人尽本分去做才符合“礼”的标准。这样做也就完成天地万物赋予我们的使命，顺乎“天命”的道理法则。

　　七、人物评价

　　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着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着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

　　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以上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八、文学着作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好事近

　　春色欲来时，先散满天风雪。坐使七闽松竹，变珠幢玉节。

　　中原佳气郁葱葱，河山壮宫阙。丞相功成千载，映黄流清澈。

　　西江月

　　睡处林风瑟瑟，觉来山月团团。身心无累久轻安，况有清池凉馆。

　　句稳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兰膏元自少陵残，好处金章不换。

　　念奴娇

　　临风一笑，问群芳谁是，真香纯白。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

　　绝艳谁怜，真心自保，邈与尘缘隔。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

　　应笑俗李麤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霜月。

　　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绿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青玉案

　　雪消春水东风猛。帘半卷、犹嫌冷。

　　怪是春来常不醒。杨柳堤边，杏花村里，醉了重相请。

　　而今白发羞垂领。静里时将旧游省。

　　记得孤山山畔景。一湾流水，半痕新月，画作梅花影。

　　满江红

　　秀野诗翁，念故山、十年乖隔。

　　聊命驾、朱门旧隐，绿槐新陌。

　　好雨初晴仍半暖，金釭玉斝开瑶席。

　　更流传、丽藻借江天，留春色。

　　过里社，将儿侄。谈往事，悲陈迹。

　　两鬓全期烟树绿，方瞳好映寒潭碧。

　　但一年、一度一归来，欢何极。

　　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忆秦娥

　　云垂幕，阴风惨淡天花落。

　　天花落，千林琼玖，一空鸾鹤。

　　征车渺渺穿华薄，路迷迷路增离索。

　　增离索，剡溪山水，碧湘楼阁。

　　梅花发，寒梢挂着瑶台月。

　　瑶台月，和羹心事，履霜时节。

　　野桥流水声呜咽，行人立马空愁绝。

　　空愁绝，为谁凝伫，为谁攀折。

　　鹧鸪天

　　暮雨朝云不自怜，放教春涨绿浮天。

　　只令画阁临无地，宿昔新诗满系船。

　　青鸟外，白鸥前，几生香火旧因缘。

　　酒阑山月移雕槛，歌罢江风拂玳筵。

　　已分江湖寄此生，长蓑短笠任阴晴。

　　鸣桡细雨沧洲远，系舸斜阳画阁明。

　　奇绝处，未忘情，几时还得去寻盟。

　　江妃定许捐双佩，渔父何劳笑独醒。

　　脱却儒冠着羽衣，青山绿水浩然归。

　　看成鼎内真龙虎，管甚人间闲是非。

　　生羽翼，上烟霏，回头祗见冢累累。

　　未寻跨凤吹箫侣，且伴孤云独鹤飞。

　　浣溪沙

　　压架年来雪作堆，珍丛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

　　却恐阴晴无定度，从教红白一时开。多情蜂蝶早飞来。

　　传世名言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类别：教育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类别：读书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类别：修养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类别：友谊

　　守正直而佩仁义。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守：操守。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类别：道德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类别：道德

　　朋友，以义合者。类别：友谊

　　圣人所说底话，光明正大。宋·朱熹《朱子语类·易九》底：同“的”。类别：道德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类别：读书

　　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以真诚为准则是自我修养的关键，弄清楚哪些是好的言行举动，又是坚持真诚的根本。类别：修养

　　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类别：修养

　　《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大学：书名。修身：修养自身品性。齐家：管理好家庭。治国：治理好所在的地区。平天下：使天下太平。正心：使心思端正。诚意：使意念真诚。类别：修养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类别：时间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类别：道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类别：读书

　　人光明磊落便是好人。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四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正大光明。类别：道德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类别：修养

　　人之操履无若诚实。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操履：操守。诚实是人的最高品德。类别：道德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类别：学习

　　礼即理也。类别：修养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宋·朱熹《朱子全书·学二》圣贤：圣人贤人，古代指道德、学问都极为杰出的人。心地：佛教语。佛教以三界唯心，心如滋生万物的大地，能随缘生一切诸法，故称之。为人以心地高洁为最重要。类别：道德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类别：学习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类别：修养

　　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以真诚为准则是自我修养的关键，弄清楚哪些是好的言行举动，又是坚持真诚的根本。类别：道德

　　学者须先立志。今日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类别：志向

　　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宋·朱熹《仁说》实行并保存真诚的心，这是人生美好的源头，行动美好的根本。类别：人生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恩

　　九、人物纪念馆

　　纪念馆简介

　　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造型庄重、严谨的武夷山朱熹纪念馆，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语言精练、寓意深长，文彩斐然。

　　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庄重、苍劲，有书法大家的风范。

　　殿前大门两侧的草书楹联表达了朱熹继承和发展的深邃意义。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联文说明朱熹的理学思想已成为我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

　　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表述了朱熹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和儒家人生处世的规范。

　　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这块原为清乾隆皇帝于公元1787年为“紫阳书院”御题的匾额，其大致意思是：“学”为格物，“达”为致知，“性”为道，“天”为德，“格物致知”是朱熹认识论的核心，把道德看作天道的体现。即通过道德修养，追求“至诚”的境界，以感应天地，达到“天人合一”。

　　名人名联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最欣赏挂在大殿内、由潘主兰先生撰写的一副篆体楹联。对联叙事写意，辞简意赅，阐述了朱熹的理学以孔孟等儒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大量的唯物主义朴素思想与自然科学的成果，奠定了朱熹成为与孔孟等先哲并列的地位。全联是：

　　反躬践实，穷理致知，传二程而分流；

　　讲学授徒，着书立说，配十哲之永馨。

　　赵朴初先生参观纪念馆后，对朱熹40余年在武夷山授徒着述和创建闽学体系的功绩表示钦佩。他应主人之请，挥毫书写了一副对联，以示对朱子崇仰之情。联曰：

　　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

　　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

　　十、人物传记

　　原文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乔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

　　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淳熙五年，除知南康军。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讫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纳粟赏行，遂受职名。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役法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于救荒之馀，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所着书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

　　译文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他父亲朱松字乔年。朱熹从小聪慧过人，刚能够讲话时，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就是天。”朱熹问道：“天的上面是什么？”父亲觉得十分惊奇。到他入学跟从老师读书时，老师教他读《孝经》，他看过一遍，就在书上写道：“不能像这样去做，就不能算作一个人！”他曾经和一群小孩子在沙上玩耍，独自一人端端正正坐着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别人一看，原来是一幅八卦图形。

　　十八岁参加乡贡考试，后考中绍兴十八年进士。淳熙五年，朱熹受命掌管南康军。到任后，兴利除弊，正值当地一年不下雨，他十分重视赈济灾荒的措施，很多百姓得以保全性命。事情结束后，朱熹上表请求按照规定的标准奖赏献粮救灾的人。他还经常到州郡的学校去，召集学生给他们讲学。当时浙东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上书请求改任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要求他当天轻车前往就任。（然而）又因为朝廷对南康主动献纳粮食救荒的人没有给予奖赏，朱熹辞谢了这一职务，等到朝廷的奖赏颁发后，他才受职赴任。朱熹就任后，立刻给其他州郡写信，召集米商，免除（蠲：juān）他们的商税，等朱熹到达浙东，外地商船运来的粮食已经聚集了很多。朱熹每日查访民情，到州县巡行考察，单车独行，不带随从，所到之地，人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郡县的官吏害怕他的严峻的作风，有的甚至弃官离去，辖区之内，秩序肃然。所有丁钱、役法这类规定条款，如对百姓不利，他全部整理出来加以革除。朱熹在赈济灾荒之馀，还按照实际进行规划，一定为百姓做长远的打算。有人毁谤朱熹，说他政务荒疏，皇上对王淮曰：“朱熹政绩却是大有可观啊。”

　　朱熹在考中进士的五十年里，外地做官只有二十七年（古代官吏三年一考绩，九考则为二十七年），在朝中做官才四十日。家境一向贫寒，以至常常断粮，但他却能安然处之。有的学生从远方来向他请教，他就用豆饭藜汤来招待，并和他们一起吃饭。朱熹常常（需要）开口向别人借钱以维持生活，但是，对于不合道义的钱，却一分不取。朱熹做学问，大致通过深入探究事物的原理，掌握其内在规律，并自我检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他曾说过，古代圣贤的思想学说流散在典籍之中，由于圣贤经书的宗旨没有阐明，圣贤思想学说的传授也就含混隐晦。于是，朱熹竭尽精力，深入探究圣贤的思想准则。他所写的书在世上广泛流传。朱熹死后，朝廷把他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注的书作为学校的教材。朱熹一生写的文章共一百卷，他的学生的问答一共八十卷，还有别录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