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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色彩的小考作文才能取悦阅卷者

2012-04-05

  古人说话讲究辞令,写文章讲究文采,其中很有道理。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十分中肯的意见。一部《论语》,不但是儒家思想学问所在,其语言之精炼、优美、含蓄,堪称古文学典范。

  思想和学问的传播,要靠富有文采的文章。不仅孔子如此,先秦诸子无不如此。不过有的人不像孔子那样公开讲出来,有的人甚至还在口头上轻视文采,而实际上十分重视文采。最突出的莫过于庄子,他口头上说不要“文章”和“采色”,实际他的文章是先秦著作中非常富有文采的。有人爱读《庄子》,不见得都是庄子思想的信徒,往往是为文章所吸引。正因为文章足以动人,其思想也就易于传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道理庄子也懂。

  后世学者,大多都很重视文章,讲究文采。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也即是文学家。我喜欢读《史记》,就是从欣赏文章的角度出发的。其他,像《文心雕龙》、《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是富有文采的。但是自从文学与其他学科分道扬镳以来,有些非文学作品的作者对于文采便有所忽视。宋代以下,甚至有“作文害道”一说。清代某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亦有忽视文采的倾向。在今天,有些人写文章也不太重视文采,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体的形象,只有甲乙丙丁的描述,没有鲜明生动的论证,效果当然不会好。

  那么,文章怎么写才算有文采呢?看法因人而异。个人认为,好文章应具有下列特征:

  首先,要有形象性。

  文章(即使是枯燥的理论文章)具有形象性,在中国是具有历史传统的。再从《论语》和《庄子》谈起。这两部书之所以有文采,首先是因为富有形象性,和一般只有抽象理论的文章不同。其形象感染力有时超过逻辑说服力。《论语》一书,就其内容来说,大部分是说教,但却不是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在谈笑中达到说教的目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合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不是在抽象的讲道理吧?其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兮,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皙说,几个人暮春时候到沂水洗个澡,在舞雩吹吹风,孔子表示赞许。曾皙表面虽不讲治国大道理,实质却描述了一幅天下太平的景象。一种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一番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从这幅画面中透露出来。有哲理,亦有诗情画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至于《庄子》,更富于形象性。“南溟”、“北海”、“野马”、“尘埃”、“佝偻成蜩”、“蝴蝶入梦”,于无尽想象中描绘无穷景象。其中《秋水篇》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一段;“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把抽象的逻辑道理用生动的画面表达出来,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对人的感染是强烈的。撇开思想内容上的是非不论,庄子文章的逻辑说服力往往和形象感染力紧密结合,这是极高的语言艺术。

  《论语》和《庄子》是先秦文章的典范,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如魏晋时代,文人清谈,以《老子》、《庄子》、《论语》等书为经典,语言都很生动。其记载于《世说新语》的,都富于形象色彩,令人读了感到意味无穷。但魏晋以下,各种体裁文章界限划分愈加明显,文笔(六朝时有文、笔之分,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P)的分别出现了,骈散的要求也不同了。文章往往不再讲求形象性,以致出现了一些“言之无文”的文章。

  在今天,写文章应该继承前一种传统。鲁迅的文章常常是有血有肉、富有形象的。杂文如此,《白莽作〈孩儿塔〉序》里,鲁迅评论作品意义时,就写下下面一段话:“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过去读这篇文章,读到这个字,都是跳过不读。此次为写本文,翻遍《现代汉语词典》方知此字读:dao,去声。八戒注),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园热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批评文章本身就是诗的语言啊。小说也莫不如是,关于鲁迅小说的描写手法过后还会有另一专门文章进行阐述,这里不再详加介绍。

  其次,要适当讲究声音(或者声韵。对此有兴趣的可加QQ讨论一番)。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孔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六朝人吟诗作赋,比前代更重视声音之美,所以孔兴公有这样自负的话。其实六朝以来,不只诗赋讲究声音,散文也讲究声音,骈体就是这个倾向发展的结果。当时很多文章读起来琅琅上口,形成一代文风特色。当然,声音讲究到极致,就成为文章的桎梏,导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见《诗品》)”。诗歌尚且不可过于拘忌,何况散文?骈四骊六的形式绝对不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确是有其功劳。但其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虽反对骈体桎梏,却没有把文章声音之美一概否定。《答李翊书》中:“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反对人为的音节,提倡以气为主的自然音节。唐宋文家一般都重视声音之美,欧阳修的文章,使人读了有“一唱三叹”的感受,也就是具有声音之美的缘故。

  文章要讲究声音,以便于朗读,使句子长短适度,声调抑扬铿锵,有助于打动读者,古来脍炙人口的名篇,内容未必十分高明,声音却是非常讲究。

  当然,文章讲究声音之美,决不是单纯追求形式,而是为了效果。而且,不论骈文或者散文,过分注重声音,都会“失其真美”,桐城派某些文章读来琅琅,格调却不高,原因在此。不过“桐城谬种”固然要反对,却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根本忽视声音。现在某些文章,就思想内容来说,非古时可比,但传颂于世的不多,读不响是重要原因。

  再次,最好带有感情。

  这方面梁启超说得好:“笔锋常带情感”。文章要打动人心,就应该带有感情。抒情类文章自不在话下,说理文章也应如此。现在有一种成见,说理与抒情不能并存。其实不然,《论语》、《孟子》固是如此。再揪出《庄子》作例子,《徐无鬼篇》一段:“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垭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其垭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石匠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常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语言之矣”。鼻端一点白粉,抡起斧头砍去,白粉去而鼻不受伤,这是匠石技术高超。但也需要有郢人那样沉着的对象跟他合作才行。郢人已死,匠石技术就无从施展了。庄子善讲道理,但惠子一死,他就失去了辩论的对象,于是无限感伤。旨在说理,却似叙事,似叙事,又抒情,兼而有之。而且情在理中,不言而喻。寥寥数语,一篇《思旧赋》跃然纸上,说理抒情相辅相成、完美统一。

  清代某些学者写文章,往往只要考据而不要辞章,只要科学性而不要感染力。这种文风影响了后来一批人。但顾亭林、全谢山的著作以及章太炎早期著作就不尽如此,鲁迅更不是这样。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情感”,哪怕一篇序文,两句感叹,也是热情洋溢的。噢,还有毛泽东,他在谈自己的情感变化时,感情深厚,说来娓娓动听,如话家常。他们的文章,是应该仔细揣摩、认真体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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