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高考作文最新素材——中国人看病

　　纵观中国人60年的看病生涯，人们的焦虑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很多人怀念改革开放前的“公平”，其实那却是最不公平的年代，城乡差别、干群差别就是横桓在病人之间巨大的鸿沟；后30年，医疗号称走向了“市场化”，市场化的特点本来是丰富的供给和竞争带来低价，但我们“市场化”以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反而更突出了。

　　建国初期：低水平的医疗全民覆盖

　　假如你生活在农村

　　在建国初期，假如你没有参加初级农业合作社，你得自费找村里的私人医生看病，花费不小。不过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随时农业合作化在全国的普及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看病也成为了“集体化”的一部分，公社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将原先的私人医生“收编”，同时培养一大批“赤脚医生”组成基层卫生组织，而公社福利基金和社员自筹则是两大资金来源。这时，你大约只需缴出每年收入的0。5%到2%，就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

　　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有不少好处：第一，你不需要长途跋涉到县城去治疗一些小病；第二，村社的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工作得到改善。因为公社为了减少对社员医疗费用的支付，往往对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极为热情，同时对社员进行卫生教育和密切的观察，以免日后生病耗费公社资金。有趣的是，当时一些公社为了出于成本考虑，还在自村的地上大规模种植中草药。第三，当然，这是至今令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好处：那时看病基本不花钱。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那就有福了。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企业工作的人，可以享受劳保医疗制度，包括疾病、养老、生育、伤残、死亡。你不需要出一分钱，费用完全由企业包办。不过，这还要分情况来看，假如你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则完全享受到免费服务；假如你是在城镇集体企业，那就只能“参照执行”；假如你不是任何企业职工，而是某个企业职工的亲戚，也可以享受劳保医疗制度，不过福利减半执行。

　　当然，最有福的还是政府公务人员、残疾军人、科研人员、学生，其医疗经费由各级财政在预算内安排，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都可以用公共医疗费用支出。有统计表明，在公费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能享受到这项福利的，只占全国人口的2%。

　　60、70年代：“看病难”一样存在

　　假如你生活在农村

　　80年代“医疗市场化”改革伴随着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凸显，所以，很多人开始怀念改革开放前那个国家包办一切的时代。其实，在那个时代，看病不贵，可是一样有看病难问题。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待完善的地方也很多。假如你生的不是感冒咳嗽之类的小病，那就麻烦了。因为社队缺乏技术设备，“放下锄头拿起针头”的赤脚医生可能对你的病无能为力。因此，你不得不到县城医院里去接受治疗，又因为你是农民，无法享受当时城里人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所以，你还得支付挂号费用和部分医疗费用。然而，这部分医疗费用就会给公社的资金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往往对这种送县治疗的病人名额进行限制，同时，公社里的赤脚医生往往担任把关人的角色，由他们来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谁可以去县城，谁不能去。不难想象，可能被别人剥夺看病的权利，感觉并不好受。

　　另一方面，在60年代以前，中国医疗资源也是向城市倾斜的。新兴的医疗设备、新培养的医务人员、卫生部的资金，都主要流向城市。这必然造成加剧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低水准。直到1965年，毛泽东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之后，医疗人员和设备大规模下乡运动才开始展开，但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准仍然极为有限。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生活在城市里的你会在1965年之后发现，原来的福利减少了。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公费医疗制度应做适当的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也应做调整。这一指示的背景是，50年代以来政府大包干式的医保制度，由于制度不完善，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如果你享受公费医疗，从此开始你必须自行支付挂号费、原先免费的营养滋补品也更难得到了。如果享受的是劳保医疗，情况还更糟糕一些，因为挂号费、出诊费、营养滋补费都必须自行负担，以前完全免费的治疗费，也必须自己承担一部分。

　　最惨的还是没有享受这两项保障制度的普通民众，那个时候，就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反应这部分人群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问题。后来，国家连续三次下调药品和医疗服务指导价格，并将这部分人纳入了保障体系。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你来说，自付比例的增加可能微不足道。但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你看得起病，但没法看病。计划体制下的医疗机构缺乏创造力，到了70年代末，多数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比如在70年代末，我国每千人医院病床数为1。94，平均每千人口医生仅为1人，新设备更是紧缺。而恰巧在这个时候，我国的各种慢性病开始大量出现，如心脑血管、恶性肿瘤、精神性疾病等。这大大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复杂性。

　　改革开放后：异化的市场化改革

　　假如你生活在农村

　　当城市里的人们还在以国企身份为荣时，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已悄然从农村起步。这个时候的你，既能感受到包产到户到来的好处，同时，也会明显地发现免费或廉价的公共医疗服务减少了。人民公社瓦解，合作医疗亦渐渐消失，到1989年，有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从1976年的90%减少到4。8%。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乡村医生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纷纷转行，或者承包卫生所。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公社里的赤脚医生，变成了生意人。你还会发现，原来属于福利的各种疫苗注射，也渐渐开始要付费了。

　　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公共责任的抽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人说，尽管医疗费用在增加，但农民的收入也在增加，然而这并不能代表农民的真实感受。在1990年到1999年，如果你的收入能赶上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那将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7倍，但可惜的是，同期每人次平均门诊费和主要费用，却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36。2倍和5。17倍。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理性地去不管那些感冒之类的小病。有调查数据说明，“一般小病不上医院、不吃药”的比例达到75。3%。58。6%的农民认为普遍存在着“由于家庭成员有病在身导致生活困难”现象。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城市里的人们比农村更晚地感受到医疗体制的变化，然而这种冲击仍然是剧烈的。假如你在老国企工作，这种感觉更明显，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单位开始自负盈亏，原先庞大的劳保支出，成了单位领导们需要重点削减的对象。你开始意识到：不会再有免费的午餐。更不幸的是，随着企业的破产改制，更多的国有企业员工失业、失去医保。从90年代开始，医保的覆盖率在城市开始大幅下降，1993年是53。73%、1998年是42。09%。

　　一方面是医疗保障减少，另一方面，看病费用开始越来越贵，看病越来越不方便。

　　从1985年的“医改元年”开始，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给政策、不给钱”的改革，促使医院自负盈亏。1992年，经历低潮的市场经济改革再次加速，“医疗市场化”同时提速。但真正医疗市场化需要的竞争和保险监督机制却一直缺席，卫生部门也是医院的直接上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民营医院迟迟进不了社保，对营利性医院征收高额税收，这都使得社会力量不敢进入医疗行业与之竞争。更重要的是，医疗关系天然具有信息不对称性，西方在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均衡博弈机制，而中国目前没有人来为患者的经济利益守门，这让很多人一进医院，就觉得成了待宰的羔羊。

　　结语

　　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究竟是医疗服务的价格便宜更重要呢，还是精湛的技术水平更重要？这个问题也许也涉及到我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医疗体制的评价。根据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人在不生病的时候宁愿医疗水平落后一点，只要便宜，生病的时候宁愿价格贵一点，只要医疗技术更好。

　　医疗体制也许是作为一项永远的缺陷而存在的，没有一个国家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总体上来看各国都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医院、药厂）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第二是购买方（病人）得到更多补助，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各国的政府支出在全民医疗总费用中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既不放开医疗市场的竞争，又舍不得为老百姓的治疗买单，那么不管是宣称要“逐步取消药品加成”也好，要“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也好，都是舍本逐末，老百姓仍然只能买点抗生素回家，自己的病自己看。

　　中国人看病最不贵”是混帐话还是事实？

　　从“红包有理论”到“医生弱势论”，看惯了医生群体为自身利益辩护的新闻，可辩护归辩护，但大多都承认了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确实让国人不堪重负，中国人看病确实偏贵――可如今竟有人连这都不承认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走遍全世界，中国看病最不贵”。

　　他认为看病贵感觉主要源于价值观问题，看个感冒花100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喝次茶花上百、换个汽车零件要几千却没人觉得贵。(2月19日《新快报》)

　　拿“看病”类比“换汽车零件”，将“修”人与修汽车比，这个比较确实很新奇，但却非常蹩脚，纯粹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一方面，两者并没有多大的可比性。也学着曾委员做个类比，农民“修”地球日晒雨淋那么辛苦，一年才几百上千元收入，怎么不与农民比呢？航天器修一次需要耗费成百上千万元，又怎么比得了？这世上很多价值是不可通约、无法比较的。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人喝茶花上百、换汽车零件要几千不嫌贵，可那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的消费，而生病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与那些奢侈品不一样，医疗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重病了不看病就会失去生命。既然是必需品，人们对价格的感觉当然会非常敏感，所以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这些公共必需品的低价，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消费得起。

　　评价一个国家民众的医疗负担重不重，看病贵不贵，不应漫无边际、胡搅蛮缠地拿修人与修车比，而应该拿医疗消费的增长与工资增长比，拿平均门诊费用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看人均医疗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这才是理性的参照物，也是国际通用的比较框架。实际上，中国当下“看病难看病贵”的公共认知和社会感觉，并不是想当然的感觉和观念问题，而正是源于公众对这些客观数据的理性比较。保全性命和重视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需求，这方面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但生命最珍贵，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治病的成本和代价。

　　曾其毅说，看个感冒花一百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这显然也属奇谈怪论，怎么能以花钱多少来评判尊重与否？生命是无价的，医疗技术的最高尊荣正体现在治病救人上，医者放弃了对这种职业尊荣的追求，以金钱度量技艺尊严，见钱才动手术刀，这才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最大的不尊重。请问，患者看个感冒愿花多少钱，才显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医生的技术？正像虚荣的女人喜欢以丈夫所送钻戒的大小，来衡量爱的程度一样，这是一种变相的绑架。

　　曾其毅还提到，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这也是在故意混淆概念。中国医院的门诊确实不算高，但门诊费只占人们医疗支出的很少一部分，医院并非靠门诊赚钱，而更多是靠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和卖药赚钱，公众常说的“看病贵”正在于此。请问，如今有几家医院和几个医生是靠那7元的诊金赢利？而且，曾其毅只比较了中外的门诊差距，而没有比较中国人与外国人巨大的收入差距，也没比较国内巨大的收入差距。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曾其毅委员的身份――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一个既有医疗体制的受益者，站在本群体利益立场上自然不会嫌看病贵，越贵对自己越有利。而且曾副局长以其领导身份，看病肯定是用不着自己花钱的，一个看病从不掏自己腰包的人，当然不会切身感觉到中国的看病贵。又想起卫生部某高官曾经披露过的一个数据：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许多地方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都持有三级医院的干部医疗卡，不但打针吃药，连住院吃饭都用不着自己掏钱，每年还可以享受携带家属的“疗养”，有专门的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和度假村。享用着这么多的医疗费用，享受着这么周到的医疗服务，当然感觉“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了！

　　中国人看病贵不贵

　　最近广州市的一个任卫生局副局长的政协委员发表了一个观点，就是他走遍全世界，还是中国看病最便宜。这番谈话被传播后，在各类媒体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对这个观点大加指责，有的则认真对谈话进行了解读。我们姑且不论这个谈话的根源和出发点，也不探讨这个观点的是与非，而是站在普通公民的基础上，看看我国看病贵不贵。

　　“人吃五谷杂粮，那有不生病的”这是古话，流传千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这也是至理名言。也就是说，作为人来讲，生病是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个小病小灾的。得了病就要看，这也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说到看病就不能不提看病贵与不贵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看病总是要付出金钱的。还有所有的人都可能生病，这又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也是必须的。

　　中国人看病到底贵不贵，不是用一句话就能说清的。过去，有的人说，有些外国人得了病就到中国来治疗，因为中国的医疗费用低。这句话说得也许是正确的。反过来，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得了病很少有到国外去治疗的。大家要注意了，我在这里说的是，普通的中国民众。还有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国外，主要是指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更不是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个问题就有比较了，如果一个人在上海或广州这样的发达城市取得了较高的收入的话，如果到落后地区地消费，那就可能是很阔绰了。如果你在欠发达地区有了普通的收入，你到上海或广州等城市去消费则可能是有点拮据了。

　　我举上面的例子来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是和地区有差异的，是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是有差别的。我们因此不能简单的说，中国的看病不贵。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的发展又有东部沿海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也有西部的待发展的地区。既使在东部发达的省份，从个体上有的收放较低，有的收放较高。此外，我们国家还有城乡差别，虽然这个差别正在不断缩小，但毕竟我们还存在着差距。而在城市内也存在着低收入家庭。在我们目前的状况下，有较高收入的富裕阶层在整个国家的来讲，还不能占绝大多数，占大多数的还是更多的收入不多的普通家庭和人群。说中国人的看病贵与不贵还得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观察。

　　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去观察，主要还是要站在中国的农村人口来观察，中国现在有八亿农民，他们才是中国的最普通的人群的主要组成分。近年来，随着国家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收入普遍增加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在农村，国家实行新农合，这对农民的看病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这仍属于初级医疗保健阶段。如果是得了大病之后，对农民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除了小孩子外，现在在农村，小病不看，大病等，重病拖的现象还是比较多的。不是他们不想及时的治疗，还是一个经济收入低的问题。有病不进行积极的治疗，这与医疗费用高是有关系的。

　　对广大农民而言，医疗费用高，不单是指在医院就医的费用，还有就是生活费和差旅费是有关系的。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农村的广大地区，基层社区服务从技术和实力上来看，也仅是起来基本的医疗保健作用。人们得了重症后，大多还得到地市一级以上的医院去治疗，这在无形中，就增加的患者的负担。

　　有人说，中国人的治疗费用不高，原因之一还是说中国的门诊费用不高，在中国既使在最顶级的医疗，最顶级的专家的挂号费也是不高的。折合成美元来讲，也就是十来美元。和国外的专家诊疗费用来比，还是很低的。但是，中国目前的医疗机构大多是以药养医的。药品价格的持续走高，是整个医疗费用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从目前的情况下，作为医疗部门来讲，药品的收入是其主要来源之一。这不光是医院的原因，还有一些药品的生产和流通有关系，如果药品的价格低的话，生产领域的利润就会降低，一些企业主要还是想生产利润高的一些药品。这些也是患者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参加医保的人员，医疗保险部门对用药的控制也是严格的，对一些贵重药品的报销也是严格控制的。由于治疗的需要，一些贵重药品，仍属患者自费的。

　　再一个就是，目前的我们国家的医疗机构的设置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我们国家，公立医院仍是主要的医疗机构，而大部分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源仍然集中在公立医院。而这些公立医院，不分收入的高低是一律对待的。也就是说，是不分患者的收入的多少，而治疗方式和收费是一样的。这既存在着高收入者，得不到其所需求的服务，而对医院产生不满情绪。而对低收入人群来讲，有些治疗的则显得有些经济压力了。比如，现在的一些大的医院，在病房里的设施相对较好。这些虽好，但仍不能满足高收入人群的需要，而收费相对较高的拥有独立卫生间，有彩电的病房对低收入人群来讲则是一种负担了。

　　再就是，大家常说的，社会共济制度还不健全。现在这养老金方面大家的认识已逐步明确。对养老金的缴纳大家普通都有了共识。但对医保方面大家的认识还不是很足。特别是对大病救助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到位。还有对社会商业医疗保险的认识还更为不足。这主要还是对大病的准备不足。大家都还有一个普遍侥幸的心理，认为灾难还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讳疾忌医的思想还仍然存在。当然，这主要还是收入水平较代的原因。如果，我们健全了医疗求助的良好的社会机制，当大病出现的时候，也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使自己的经济水平受到太多的影响。当然也不会谈论医疗费用高，看不民病的问题。

　　我们谈论看病贵与不贵，主要的还是应占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主要还是要看，人们的收入水平，医费用占整个收入水平的比例上。然后，找出切实可行的方法，使人们更好的享受医疗保健。

　　还是祝愿我们的人们都身体健康，人们的预防保健增强，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少生病，不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