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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散文欣赏: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_3000字

2007-11-29

  一个朋友,嵌在一个人的心天中,如同星座在青空中一样,某一颗星陨落了,就不能去移另一颗星来填满她的位置!

  我的心天中,本来星辰就十分稀少,失落了一颗大星,怎能使我不觉得空虚,惆怅?

  我把朋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趣的,这类朋友,多半是很渊博,很隽永,纵谈起来乐而忘倦。月夕花晨,山颠水畔,他们常常是最赏心的伴侣。第二类是有才的,这类朋友,多半是才气纵横,或有奇癖,或不修边幅,尽管有许多地方,你的意见不能和他一致,面对于他精警的见解,迅疾的才具,常常会不能自已的心折。第三类是有情的,这类朋友,多半是静默冲和,温柔敦厚,在一起的时候,使人温暖,不见的时候,使人想念。尤其是在疾病困苦的时光,你会渴望着他的“同在”─—王世瑛女士在我的朋友中,是属于有情的一类!

  这并不是说世瑛是个无趣无才的人,世瑛趣有余而才非浅,不过她的“趣”和“才”都被她的“情”盖过了,淹没了。

  世瑛和我,算起来有三十余年的交谊了,民国元年的秋天,我在福州,入了女子师范预科,那时我只十一岁,世瑛在本科三年级,她比我也只大三四岁光景。她在一班中年纪最小,梳辫子,穿裙子,平底鞋上还系着鞋带,十分的憨嬉活泼。因为她年纪小,就常常喜欢同低班的同学玩。她很喜欢我,我那时从海边初到城市,对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为她是大学生,就有一点不大敢招揽,虽然我心里也很喜欢她。我们真正友谊的开始,还是“五四”那年同在北平就学的时代。

  那年她在北平女高师就学,我也在北平燕京大学上课,相隔八九年之中,因着学校环境之不同,我们相互竟不知消息。直到五四运动掀起以后,女学界联合会,在青年会演剧筹款,各个学校单位都在青年会演习。我忘了女高师演的是什么,我们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预演之夕,在二三幕之间,我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阑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问:“你是谢婉莹不是?你还记得王世瑛么?”

  昏忙中我请她坐在我的旁边,黑暗的楼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注目台上,而谈话却不断的继续着。她告诉我当我在台上的时候,她就觉着面熟了,她向燕大的同学打听,证实了我是她童年的同学,一闭幕她就走到后台,从后台又跟到楼上……她笑了,说这相逢多么有趣!她问我燕大读书环境如何,又问“冰心是否就是你?”那时我对本校的同学,还没有公开的承认,对她却只好点了点头。三幕开始,我们就匆匆下去,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最密的朋友。

  那时我家住在北平东城中剪子巷,她住在西城砖塔胡同,北平城大,从东城到西城,坐洋车一走就是半天,大家都忙,见面的时候就很少。然而我们却常常通信,一星期可以有两三封。那时正是“五四”之役,大家都忙着讨论问题,一切事物,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时候,问题和意见,就非常之多,我们在信里总感觉得说不完,因此在彼此放学回家之后,还常常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我们的意见,自然不尽相同,而我们却都能容纳对方的意见。等到后来,我们通信的内容,渐渐轻松,电话里也常常是清闲的谈笑,有时她还叫我从电话中弹琴给她听,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我同人家这样要好过,父亲还笑说,“你们以后打电话的时间要缩短一些,我的电话常常被你们阻断了!”

  我在学校里对谁都好,同学们也都对我好,因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世瑛就很热情,除了同谁都好之外,她在同班中还特别要好的三位朋友,那就是黄瑛(庐隐),陈定秀,和程俊英,连她自己被同学称为四君子。文采风流,出入相共,……庐隐在她的小说《海滨故人》里,把她们的交谊,说得很详细─—世瑛在四君子之中,是最稳静温和的,而世瑛还常常说我“冷”,说我交朋友的作风,和别人不一样。我常常向她分辩,说我并不是冷,不过各人情感的训练不同,表示不同,我告诉她我军人的家庭,童年的环境,她感着很大的兴趣……

  然而我们并不是永远不见面。中央公园和北海在我们两家的中途,春秋假日,或是暑假里,我们常带着弟妹们去游赏─—我们各有三个弟弟,她比我还多两个妹妹─—小孩子奔走跳跃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水榭或漪澜堂的阑旁,看水谈心。她砖塔胡同的家,外院有个假山,我们中剪子巷的门口大院里,也圈有一处花畦,有石凳秋千架等,假山和花畦之间,都是我们同游携手之地。我们往来的过访,至多半日,她多半是午饭后才来,黄昏回去,夏天有时就延至夜中。我们最欢喜在星夜深谈,写到这里,还想起一件故事:她在学生会刊物上写稿子,用的笔名是“一息”,我说“一息”这两字太衰飒,她就叫我替她取一个,我就拟了“一星”送她,我生平最爱星星,因集王次回的“明明可爱人如月”,和黄仲则的“一星如月看多时”两句诗,颂赞她是一个可爱的朋友,她欣然接受了。直至民国十二年我出国时为止,我们就这样谈而永的往来着。我比较冷静,她比较温柔,因此从来没有激烈的辩论,或吵过架,我们两家的人,都称我们“两小无猜”,算起来在朋友中,我同她谈的话最多,最彻底,通信的数量也最多(四五年之间,已在数百封以上),那几年是我们过往最密的时代,有多少最甜柔的故事,想起来使我非常的动心,留恋!

  我出国去,她原定在北平东车站送行,因为那天早晨要替我赶完一件绒衣,到了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她十分惆怅,过几天她又赶到上海来送我上船。我感谢之余,还同她说,“假如我是你,送过一次也罢了,何必还赶这一场伤心的离别?”她泫然说,“就因为我不是你,我有我的想法!”─—庐隐有一首新诗,就记的是这件事,我只记得中间四句,是:

  辛苦织成的绒衣,

  竟赶不上做别离的赠品,

  秋风阵阵价紧,

  不嫌衣裳太薄吗?

  在上海我们又盘桓了几天。动身之日,我早同她约定,她送我上船就走,不要看着船开,但她不能履行这珍重的诺言,船开出好远,她还呆立在码头上……

  到美国以后,功课一忙,路途又远,我们通信的密度,就比从前差远了,我只知道从上海,她就回到福州去教书。在十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那年的秋天,我就接到他们结婚的请柬,我记得我寄回去的礼物,是一只镶着桔红色宝石的手镯。    民国十五年秋天,我回国来,一到上海,就去访他们夫妇,那时他们的大孩子小虎诞生不久,世瑛在床上,君劢先生赶忙下楼来接我,一见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样,极高兴恳切的握着我的手。上得楼来,做了母亲的世瑛,乍看见我似乎有点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兴奋盖过了。我在她床沿杂乱的说了半小时的话,怕她累着,就告辞了出来。在我北上以前,还见了好几次,从他们的谈话中,态度上都看出他们是很理想的和谐的伴侣。在我同他们个别谈话的时候,我还珍重的向他们各个人道贺,为他们祝福。

  民国十六年以后,我的父亲在上海做事,全家都搬到上海来。年假暑假我回家的时候,总是常到他们家里,世瑛又做了两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敦厚温柔,更是有增无减,同时她对于君劢先生的文章事业,都感着极大的兴趣,尽力帮忙。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我对于世瑛的敬爱,也是有增无减!她在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在校是个好学生,好教师,好朋友,出嫁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种人格,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和不断的努力,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周旋,她永远是她周围的人的慰安和灵感!

  民国廿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又搬回北平来,我和世瑛见面的机会便少了。民国廿三年他们从德国回来,君劢先生到燕大来教书,我们住得很近,又温起当年的友谊。君劢先生和文藻都是书虫子,他们谈起书来,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风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赏心乐事,那一两年我们同住的光阴,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纯化了。

  他们先离开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们在抗战以后也到了昆明,中间分别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紧张忙乱,在表面上,我们是疏远了。直到了前年,我们又在重庆见面,喜欢得几乎落下泪来,她握着我的手,说她听人说我总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并不显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谢了她,我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老了都瘦了,这是正常的表现,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拦住我,说,“你总是爱说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谁知道她一个无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乐山,要相见就得渡一条江,翻一座岭,战时的交通,比什么都困难,弄到每年我们才能见到一两次面。她告诉我汪山有绿梅花。花时不可不来一赏,这约订了三年,也没有实现─—我想我永不会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让我永远纪念这一个缺憾罢。

  我们在重庆仅有的一次通讯。是她先给我写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乐山来参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没有碰到我,她“怅惘而归”,在重庆给我写了几行:

  冰姐:

  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歌乐山……因为他们告诉我,你也许会来参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旧之情,与日俱深─—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使我常常忆旧─—可是今天的事实,到了保育院,既未见你,而时间的限制,又无法去看你,惆怅而归,老八又告诉我,你身体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错过了机会,不抽一刻时间来看你!我在山上几次动笔写信给你,终于未寄,今天无论如何,要写这几个字给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样今情犹昔!再谈吧,祝你痊安

  瑛  五·一·

  我在病榻上接到这封小简,十分高兴感动,那时正是杜鹃的季节,绿荫中一声声的杜宇,参和了忆旧的心情,使我觉得惆怅,我复她一信。中有“杜鹃叫得人心烦”之语,今年三月,她已弃我而逝,我更怕听见鹃啼,每逢听见声凄而长的“苦─—苦”,总使我矍然的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连叠声的“苦─—”,枕上每使我凄然下泪……

  世瑛毕竟到歌乐山来看我一次,那是去年夏日,她从北温泉回来,带着两个女儿,和她的令弟世圻夫妇,在我们廊上,坐了半天。她十分称赞我们廊前的远景,我便约她得暇来住些时─—我们末次的相见,是在去年九月,我们都在重庆。君劢先生的令弟禹九夫妇,约我们在一起吃晚饭,饭后谈到我从前在北平到天桥寻访赛金花的事,世瑛听得很高兴,那时已将夜半,她便要留我住下。文藻笑问,“那么君劢呢?”世瑛也笑说,“君劢可以跟你回去住嘉庐。”我说,“我住待帆庐太舒

  服了,君劢住嘉庐却未免太委屈了他。”大家开了半天玩笑,但以第二天早晨我们还要开会,便终于走了,现在回想起来,追悔当初未曾留下,因为在我们三十余年的友谊中,还没有过“抵足而眠”的经历!

  今年三月初,我到重庆去,听到了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她前年曾夭折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小豹─—如今又可以补上一个小的,我很为她高兴。那时君劢先生同文藻正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我便写信报告文藻,说君劢先生又快要做父亲了,信写去不到十天,梅月涵先生到山上来,也许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罢,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说,“君劢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约是难产。”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分函在重庆的张肖梅女士(张禹九夫人)和张霭真女士(王世圻夫人)询问究竟。我总觉得这消息过于突然,三十年来生动的活在我心上的人,哪能这样不言不语的就走掉了?我终日悬悬的等着回信,两封回信终于在几天内陆续来到,证实了这最不幸的消息!

  霭真女士的信中说:

  ……六姐下山待产已月余,临产时心脏衰疲,心理上十分恐惧,产后即感不支,医师用尽方法,终未能挽回,婴儿男性,出生后不能呼吸,多方施救,始有生气,不幸延至次日,又复夭折……现灵柩暂寄浙江会馆……君劢旅中得此消息,伤痛可知,天意如斯,夫复何言……

  肖梅女士信中说:

  ……二家嫂临终以前,并无遗言,想其内心痛苦已极,惟有以不了了之……

  我不曾去浙江会馆,我要等着君劢先生回国来时,陪他同去。我不忍看见她的灵柩,惟有在安慰别人的时候,自己才鼓得起勇气!

  我给文藻写了一封信,“……二十年来所看到的理想的快乐的夫妇,真是太希罕了,而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哀,就偏偏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不忍想象君劢先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假如他已得到国内的消息,你务必去郑重安慰他……”

  六月中肖梅女士来访,她给我看了君劢先生挽世瑛的联语,是:

  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

  六旬矣报国有心,救世无术,忍负海誓山盟

  她又提到君劢先生赴美前夕,世瑛同他对斟对饮,情意缠绵,弟妹们都笑他们比少年夫妻,还要恩爱,等到世瑛死后,他们都觉得这惜别的表现,有点近于预兆。

  世瑛的身体素来很好,为人又沉静乐观,没有人会想到她会这样突然死去。二十年来她常常担心着我的健康,想不到素来不大健康的我,今夜会提笔来写追悼世瑛的文字!假如是她追悼我,她有更好的记忆力,更深的情感,她保存着更多的信件,她不定会写出多么缠绵悱恻的文章来!如今你的“冷静”的朋友,只能写这记帐式的一段,我何等的对不起你。不过,你走了,把这种东西留给我写,你还是聪明有福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重庆歌乐山。

  (本篇曾收入《可纪念的朋友们》,1947年3月晨光出版公司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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